克盧日•納波卡市是羅馬尼亞的大學之都。2017年6月13日至14日在這里舉行了一場歐盟委員會會議，我受邀擔任主講嘉賓之一。本次演講的主題，就是我上次提到的“開放式創新2.0”。

　　羅馬尼亞是歐盟地區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。即使按國別來看，其創新指數也位于最底層。他們或許有意通過召開此類會議來提高整個地區的底蘊，故而我欣然前往。然而，那里的活力令我驚訝，那是一種“基層創新”的力量。

　　在羅馬尼亞克盧日•納波卡市召開的“開放式創新2.0”會議上，居中的發言人是第87任總理兼該市市長——埃米爾•博克。

　　羅馬尼亞的互聯網連接速度緊跟世界水準的韓國和日本之后，遠遠超過美國和其它國家。其在2016年的高峰時期居全球第十位（新加坡的網速最快），達到84 Mbps。從城市來看，克盧日縣的網速比東京的還要快。

　　該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尚未進入民主國家之列，但為何互聯網連接速度如此之快？這并非因為羅馬尼亞的電信運營商羅姆電信發達，亦非海外投資的成果。眾所周知，其契機在于，該地區年輕人用于下載音樂的局域網已變得四通八達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互聯網在基層的迅速鋪開。

　　在筆者所參加的歐盟會議上，甚至設有地方創業會場與地方企業創意展示會場。把人工衛星電路從有線變為無線的技術創意，亦在這里得到展現。羅馬尼亞在冷戰期間曾參與前蘇聯的航天開發事業，至今仍然擁有諸多有才賢士。

　　這里諾基亞等跨國企業的外包基地占據著國家的重要地位，似乎也是因素之一。今年，該國的創業公司接連被收購，比如智能手環制造商“Vector Watch”（產品30天無需充電）被美國的記錄器企業“Fitbit”收購、提供配車服務的“Clever Taxi”公司也被收購等，吸引了更多的關注。

　　羅馬尼亞也因科學、數學和技術教育方面的卓越而聞名。厚積薄發的知識資本，正是這種基層創新的背景。然而，由于齊奧塞斯庫政權時代人口政策的不幸失敗，不但人口下降趨勢未能止步，遷往海外的移民也為數不少。因此，作為區域性拉動戰略，創業公司的重要性極大。

　　從克盧日向西行駛大約560公里，可到達奧地利維也納市。每年秋季，這里都會舉辦“德魯克論壇”盛事，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和管理學者齊聚一堂交流知識。主辦方是“維也納彼得•德魯克協會”。德魯克是一位活躍于美國的知識巨匠，往往被人誤認為是美國人，但其出生地是維也納。此外，德魯克的友人熊彼特還主張創新理論。換句話說，維也納也是創新的“圣地”。

　　德魯克作為“管理學之父”，總給人管理大公司的印象。我們經常聽到有人批判說“管理學者不看德魯克的書”，但其實不然。管理學有一種偏重科學的感覺，而德魯克則把管理當作一門高于科學的藝術。該協會至今仍然倡導說“管理的人性化”至關重要。

　　1993年，德魯克編著了《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（創新與企業家精神）》一書。在該書最后一章“企業家社會”中，他表示“未來世界將成為一個要求人人（不止企業人）都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”。可以說，學生、公民和大企業都將生活在創業時代。德魯克協會還舉辦了一個名為“德魯克挑戰”的活動，今年曾以“如何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充實自我”為主題征集了一些創意與散文。

　　現在，不僅在硅谷，甚至在世界各地，我們都能看到創業運動的蓬勃發展。譬如在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伊朗的德黑蘭，青年和市民齊聚一堂參加創新活動。可以說，德魯克預見了這種全球性創業文化的傳播。

　　上次介紹時曾提到芬蘭的阿爾托大學所舉行的“創業桑拿”活動，這個潮流波及到全世界。我采訪過參加該活動的其中一人。我問：“未來10年你們打算做什么？”對方答道：“擴大自己的業務范圍，主宰當今的大企業。”

　　筆者擔任代表理事的Japan Innovation Network（JIN，日本創新網絡公司），與Impact HUB馬德里公司和伊斯坦布爾的StartersHub公司等組建了網絡，以構建精通各國情況的創新生態系統和舉辦交流活動。前者與企業和NGO一同面向創業企業提供孵化計劃；后者則為科技創業公司提供加速計劃。此外，我們還與以華盛頓D.C.為據點的創業孵化器“1776”合作，在東京和大阪舉辦“挑戰杯”活動。

　　生機勃勃的創業活動在全球隨處可見。但是，業界也有批評的聲音。有人說，這是“只花幾分鐘向投資者進行介紹，即可撈錢走人”。

　　這是一種與現實世界迥然不同的夸張說法。不過，在美國的創業熱背后，創意的確能夠產生經濟價值并且催生獨角獸企業（成立10年以內，企業價值快速增長至1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）。

　　當今的時代，并非一個容易締造企業家精神的時代。軟硬件開源化和3D打印機等技術的滲透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做出東西，創業的壁壘越來越低。培養大量優秀人才方為上策。據說美國的VC資金實際上接近日本的一百倍，但也有人對這種定量法的泡沫提出批判。

　　不過，有一個新趨勢正在嶄露頭角。一種名為“社會創業”的創業模式興起，即基于社會問題達到創業目的。在上述創業孵化器“1776”中，目的就是找到解決八大社會問題（城市、交通、安全、能源、教育、醫療、食品、金融）的解決方案。

　　SDGs（面向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）等顯示，這種趨勢正在加強。

　　試圖消除資源浪費、將教育平等等問題與實際業務聯系起來的創業模式不斷推進。以歐洲為中心，以社會創新為目標的“實驗室”（都市中社會共同創造的實驗場所）運動正在蓬勃發展。這也是創業的溫床之一。

　　這些都是基于共同價值和自我信仰的創新：年輕人力求認清和改變各種世界問題與社會問題。這種能量尚難比肩按部就班的大公司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大公司才更需要這種方法。

　　如今，堅守傳統業務并實現高效管理與改進，對于企業而言是有風險的。在硅谷，面向大型企業的創新加速器已經登場。人們終于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創業，然而在日本卻有大量資源傾向于大企業。大企業需要進行轉型，才能像創業公司那樣敏捷。

　　日本以其長壽公司眾多而聞名于世。因此，盲目認為“我們公司會長久”的經營者為數不少。然而，傳統企業能夠幸存，正是因為經歷了不斷創新。

　　公司要如何應對全新的狀況？以解決該問題為目的而考慮重點、觀點、客戶價值和項目目的，正是創新的起點。在創業的數分鐘思考中，價值取決于如何傳達和分享一個好目標。商業計劃和技術是次要的，必要的技術隨著目標而改變。在此基礎上，通過與客戶之間的持續對話洞察實質并“不斷摸索”，這就是創新。

　　今天，日本企業在全球新興大企業和新興創業公司之間的狹縫里寸步難行，中小企業難以創新而躑躅不前。中小企業不僅要維持自身優勢求得生機，還必須把視野投向全球，必須具備靈活性。無論公司規模如何，都有必要恢復和締造創新的組織文化。